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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土文化運動持續揚升的當代台灣,有兩個歷久彌新,每隔一陣子就會重新出現,並且引起激烈論戰的議題:一是中學國文教材中的「文言、白話之爭」,一是語言政策上的「國語、台語之爭」。這兩個議題一屬「文」,一屬「語」,本來應是兩個領域,但同樣是1945年後的中華民國體制所衍生出的文化難題,因而在某些狀況下,參與討論者會形成大致重合的立場對抗邊界——雖然支持白話文者不見得支持台語運動,但兩者的支持者卻有「共同的敵人」,即作為中華民國-國民黨體制之文化表徵的「文言文」和「國語」,及其加諸於台灣文化、教育場域的建制。但這樣的「二合一敵人」的理解其實是有問題的,最根源的理論問題是:「文字」和「語言」並不是同一件事,不能等量齊觀;而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文言文復古,和現下看來陳腐的「國語」運動,之間的關係也並不全然是合作的。在精神內涵上,它們甚至是常常衝突的。

而從「國語運動」的歷史切入,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理解這些爭議的淵源及演變,特別是「國語」作為一種語言的運動,是如何與傳統中國文化中對「文字」的執著對抗,然後逐步在「文」的陣營內找到盟友,終至在台灣,因為共同的他者,亦即日治以降的台灣本土語言、文學,而與「文」完全結盟。某種程度上,黃錦樹所謂的「文的優位性」始終盤旋著,國語運動一直處在必須依附於「文」才能得到發展的尷尬處境下。中國的「國語運動」,本質上是一股現代性的、打造統一的民族國家的運動。它的基本理路是向近代歐美諸國學習,欲將中國改造成一個有統一語言的國家,並且希望透過語言的標準化和表記方式的簡易化來促進知識累積。但很有趣的是,雖然國語運動在晚近中國有頗強的公共基礎,持此一共識者甚多,但在中國文化對「文」的執著背景下,這種「語」的改革進度,卻必須看「文」的臉色。

一、讀音統一會的爭議

早在晚清,就陸續有學者陸續投入「標音符號」的研究。這個領域被視為是統一語言的第一步,也是識字教育的基礎。當時的中國大致上有一個人口基礎廣大的「官話」系統,使用者眾多,唯使用者未必識字,或對同一個字也未必有相同的發音,急需一套比漢字更簡易的系統,來進行更進一步的標準化。在這種背景下,1892年盧贛章發表了「中國第一快切音字」,也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階》,一般咸認為近代中國國語運動的重要開端。從標題的「一目了然」和「快」我們就可以看到時人對簡易文字的需求,而這個「快」的概念也將一再出現於往後的各家表記系統當中。其後還有蔡錫勇「傳音快字」、沈學「盛世元音」、力捷三「閩腔快字」、王炳耀「拼音字譜」、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簡字全譜」等系統陸續發表,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適用於北方音系的王照和南方音系的勞乃宣,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清政府的支持,進入教育體系。

而真正中華民國自身國語運動的濫觴,則是從1913年1月開始的「國語讀音統一會」。第一任的會長是出身自南方的吳稚暉,副會長則是前面提過的北方省份代表王照。而吳稚暉在「讀音統一會」的策略,其實可從1909年發表的〈書神洲日報東學西漸篇後〉。在這篇文章裡,他認為漢字「可別不可名」(雖然可以辨識,但不認識的字就完全念不出來),是遲早要被廢棄的。但在驟然廢止之前,由於大部份人還是需要它,所以要略作修補使之堪用,直到可以淘汰它為止。他提出:「即於初學之書冊上,附加讀音」,並且「學日本通俗書然,漢字大書,讀音旁註。」1前者沿用至今,成為現在小學國語課本的基本形式;後者則在早期「國語運動」中擔負要角,報刊讀物多有注音符號依隨。但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如何使「國音」標準化的審議辦法,他提議:

特設一三個月之短會,延十八省所謂能談中國「之乎者也」之名士,每省數人,每日到會半日,書記將字典揭開,唱曰「一」,後大家議定,官音當注何音。又唱曰「丁」,又候大家議定,當注何音。每日注三、四百字,有如「庭」音既定,則「廷亭停」可不復多議,故三月必可訖事。決議之際,苟無十死不通之經學大師在內,不將古音等橫插無謂之問題,似解決亦無所難。2

這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是他的這個辦法,基本上就是1913年「讀音統一會」召開之後的討論模式。二是他最後認為可能造成阻礙的「經學大師」等舊文人,果然還真的成為國語推行運動的主要阻力。根據黎錦熙的說法,光是「讀音統一」這個名字就是退守的表徵:「民國元、二年間,比清末倒退了一步:清末朝野已提倡國語統一,而民國元年設會,只敢定名為『讀音統一』,正如民國四年王璞請頒注音字母的呈文中所述懷疑派的意見,是怕『文告示諭必須變更文體』。」3語言的改革能否推進,是卡在「文體」這一關——因為不願變更書寫的體裁,所以不願推動語言的改革,這種必須看「文」的臉色來決定「語」的狀況的情形,此後就成為國語運動主要的基調。因而在1913年,官方召開的會議為了不要刺激反對人士,甚至不敢訂明「國語統一」而退守為「讀音統一」。

而「讀音統一會」遭遇的麻煩還不止於此。這個會一召開,就埋下了南北相爭的遠因。一方面南方省份跟北方省份對標音符號的需求不一樣,比如以吳稚暉為首的南方代表就希望增加十三個濁音字母。但更難處理的其實是人和因素:老資格的王照從一開始就不服吳稚暉,而吳稚暉也確實有很多落人話柄的決定(比如江浙兩省的代表人數多到誇張4,或將勞乃宣支持王照主張的意見書藏起來不予公佈),導致王照率十餘省份代表「另外找地方開會」,會議三天後,面見教育部長董鴻禕諷說:「蘇浙讀音統一會,我等外省人闌入多時,甚為抱歉!」5這個爭議在「國語」問題的癥結上,其實是北方代表見南方代表堅持濁音,認為他們想要以「蘇音」為「國音」而起的地域之爭。南方代表人數眾多,態度強硬,又更激化了這種對立,雙方僵持月餘。(如江蘇代表汪寶榮說:「南人若無濁音及入聲,便過不得日子。」6完全就是在戰南北。)最後是教育部長董鴻禕調停下,規定一省只有一票的代表權,才暫時平息爭議,而南方代表的濁音字母也就不了了之。在一定程度上,這個決定影響了後來注音符號適用於台語的情況,導致後繼的國語運動推動者朱兆祥、吳守禮必須為原有的注音符號添加若干符號,才能完整拼出台語。

而在「讀音統一會」的另外一個爭議點,就是到底要用誰發明的標音符號來表記國音。在會議過程中,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發明的符號,也可以隨時寫「意見書」呈交大會,加入表決。但主要的幾個系統,還是在「符號派」、「偏旁派」和「羅馬字母派」的範疇內。在這個「人人想當倉頡」的詭異競爭中(江西代表高錕南為了強推自己的「記音簡法」,還差點衝上去毆打吳稚暉),最終因為羅馬字母拼起來比較長,很難跟一個漢字印刷在同一長度上,所以決定選擇筆畫最簡單的漢字來表記,選取了章炳麟創造的「紐文」和「韻文」系統,形成了我們現在通行的「注音符號」(當時稱之為「注音字母」)。

二、「語」與「文」的對抗

然而「讀音統一會」一直沒有完成它預期的任務。1913年5月底,它議決了「國音推行方法七條」,提出具體的教育政策建議,呈交給教育部,但數年之間,官方完全沒有執行這個議案的任何一條內容。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傳統文人的勢力仍強,因此「統一國語」在當時雖然是有政治正確意義的提案,但相關單位的推行意願仍非常消極。更深層的利益糾結是,國語運動訴求的「簡易文字」,其實侵害了壟斷識字、知識和話語權的舊知識份子的地位,漢字在傳習上的困難正是他們如此珍貴,在各地的社群都擁有特權地位的原因。再一次的,我們看到「文」的力量卡住了「語」的改革。

因此,即使國語運動的部分推動者在民間努力推行,許多關鍵性的措施沒有國家的支持,效果終歸有限。1915年,吳稚暉的學生王璞(也參與過讀音統一會)自行創立「注音字母傳習所」,刊行「注音字母報」、編印「注音百家姓」和「注音千字文」等;1916年,「國語研究會成立」,推蔡元培為會長;1917年,「全國教育聯合會」在浙江召開,議決:「請教育部速定國語標準,並設法將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區,以為將來小學國文科改國語科之預備。」這些都是「國音推行方法七條」就提出的方向,官方沒有動,民間人士就只能用手上的資源去做,基本都沒有辦法真正驅動官方拖延的態度。

其中,小學「國語科」的設立更是重要的爭點。「國音推行方法七條」一開始就有「請將初等小學國文科改為國語科」的條文。在當時,小學乃至大學只有「國文科」,基本的模型仍然是傳統童蒙教育演變而來的,以古文為主,並沒有標準化的、現代化的語言訓練,完全沒有考慮學童的語言學習狀況。因此,當時國語運動者的努力方向,是希望改變「國文科」的教材,或至少另立「國語科」,但始終推不動。根據黎錦熙的說法,1914到1915年間:「每主張國文宜改為國語,聞者但微笑,後來只把第一冊勉強用些言文接近的句子;第二冊將『的』『麼』『這』『那』等字附在課後,以與課本中『之』『乎』『彼』『此』對照,但終於被刪去。」7「語」與「文」的拮抗,自此後就落實在科目名稱上,僵持不下。

事情的轉機,則發生在1917年,而且某種程度上,並不能算是「語」的勝利,而是它們終於找到了「文」的援軍。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隨後發表〈文學革命論〉,正式將「新文學運動」打響。從最形式的觀察來看,也可以說是「文言、白話之爭」揭開了序幕。「文」的一方自此分裂,「語」一方的國語運動和新文學運動在諸多理念上非常相近,自然親和成同盟陣營。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都代表了新的文化菁英想要使知識普及,透過語言和文字去「培力」廣大民眾的努力;以此有別於壟斷知識的舊文化菁英。1918年,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了:「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個概念,正式讓新文學運動和國語運動合流。而這股風潮也引出大量以白話文書寫的作品,更是讓「國語科」的教材編纂有了更堅實的基礎。自此一戰,國語運動有了「文」的正當性護持,運動進展倏然加速。1918年,教育部終於在師範學校設立「國語講習科」,講授注音字母和國語;11月底由教育部公佈了注音字母表。隔年3月,教育部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終於開始「籌備」⋯⋯),這個籌備會於9月底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作為標準版本的《國音字典》。

1920年,也就是「讀音統一會」召開的七年後,教育部終於訓令國民學校將一、二年級的國文教材改為白話文,接著修正法令,將「國文科」改為「國語科」,延續至今。但這並不意味著國語運動的勝利,「國語」在推行上的問題和傳統文人的反撲,始終讓這個運動內憂外患不斷。「內憂」來自國語終於推行之後,發現有許多與現實扞格之處。最大的爭議,就是前述「讀音統一會」議決的六千五百個「國音」,其實是一套以「京音」為基礎建構出來的人造語言,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人能直接在生活中用這個語言對話,也缺乏實用的社會基礎。因此,當1920年,各級學校實際開始進行國語教育的時候,就爆發了「京國之爭」——已經有北京話基礎,能說「京音」的教師,與堅持讀音統一會方針,講授「國音」的教師,分裂成兩派互相論戰。(並且也傳出了為此群毆的事件,頗有讀音統一會之風)讀音統一會成員起初堅持「國音」,數度與「京音」派代表人物協調,但都沒辦法達成共識,終於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將大部分爭議的發音改為「京音」,以北京受過中學教育者的語言為發音的標準。

而「外患」自然是傳統文人的反撲。黎錦熙描述,1922年後:

如這年商務館出版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初小用的,幾乎完全是採用兒歌、童話、民謠、寓言之類作材料⋯⋯竟被守舊派大罵為「貓狗教育」「賊人夫之子!」(因清末小學課本,第一課大都是「天地日月」;民初到此時,第一課總是「人」;這書第一課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課是「大狗叫 小狗跳,大狗 小狗,叫一叫,跳兩跳」也)。8

新教材的進步程度一望即知,但這個例子也很清晰地讓我們看到傳統文人的意識形態與現代性之格格不入。而這股勢力的總集結,則當推1925年章士釗任教育總長的時候。章士釗在文學立場上,本來就是新文學運動的對頭,而國語運動與新文學運動合流,自然也就成為他「痛心疾首」的對象。兩種「文」的內戰,延燒到選邊站的「語」這一方,也是理所當然的。而在黎錦熙等國語運動者的折衝下,雙方各退一步,章士釗「容許推行白話文及注音字母」,但國語必須限縮在小學教育和普及教育的範圍內,也就是「只以小孩和平民為範圍」。9但章士釗任內對國語運動的挑戰仍未結束,同年7月,他主導了保守派的《甲寅週刊》創辦,聲言不收白話文章,全力批判白話文和國語;國語運動方則有《國語週刊》作為對抗,聲言不收文言文章,作者群包含吳稚暉、胡適以及後來到台灣主持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魏建功,同樣全利批判古文陣營。同年10月,章士釗召開教育部會議,決定自小學四年級開始設讀經科,讀《孝經》。黎錦熙認為,這個決議不只是影響四年級以上的學生,因為要「讀」,要「講明章句」,所以必然連帶使四年級以下「取消白話,多讀文言,把國文科作讀經科的預備」10(原文即作「國文科」,應是當時中國各省並沒有完全依照法令,將小學國文科改制為國語科之故)。

雖然在11月底,章士釗因為北京市民暴動去職,但當時各方反對白話文的勢力陸續反撲。光是詹瑋《吳稚暉與國語運動》一書的整理,就有:

孫傳芳以興復禮樂之名,特舉行投壺古禮,合以古樂;湖北兼省長陳嘉謨下令恢復古書院;公民楊鍾鈺呈請孫傳芳,小學特重讀經與國文,禁用白話;同時奉省已嚴令小學讀經;魯省小學也嚴令禁止白話文;直隸省長褚玉璞也特頒訓令,自小學以上,一律添加讀經一科;⋯⋯11

雙方的衝突日益激化。1926年1月,蘇、浙、皖三省各師範小學在無錫開聯合大會,大會第一天,就在無錫第三師範操場舉行儀式,焚毀初級小學文言文教科書,並且發表了反對文言文的宣言。而「國語」和「國文」兩大體系的對抗,雖然因為接下連年的戰爭而未有決定性的變化,但基本上一直纏鬥未休,直到這個運動隨著國民政府移到了台灣,才開始出現新的變化。

三、新的庶民與新的菁英

「語」和「文」的糾纏,到了戰後的台灣後,面對了全新的局面。1944年5月,「國語推行委員會」以吳稚暉八十大壽為由,呈請教育部設置專門的國語教師培養機構,於是遂在三所師範學院下添設了「國語專修科」。1946年暑假,這個「國語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畢業,共有29人派到剛剛「光復」的台灣去進行國語推行的工作,加上廈門市政府選送的國民學校教師33人、北平招考的21人,就成台灣國語運動的第一批班底。12而在台灣,負責國語運動的專職機構是「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於1946年成立,主任委員為魏建功,副主任委員則是何容。13

在國推會成立以前,台灣人在「光復」的熱望中,已主動利用各種民間管道學習國語,唯其教材混亂、教學內容亦不統一,嚴格說起來是一種「學習中國話」而非「學習國語」的狂熱14。如前所述,國語運動是中國追求現代性、追求語言統一的民族國家、並且追求利於知識累積的「言文一致」的運動。魏建功在1946年發表〈國語運動在台灣的意義〉便提到:「台灣的國語運動是要把『言文一致』的實效表現出來,而使得『新文化運動』的理想也得到最後勝利。」14無論是上述哪一個目標,這個發源自中國的國語運動,確實都是到了台灣才實現它自身的理想,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弔詭。筆者認為,此中關鍵正在於台灣這一個新「光復」的島嶼,提供了在國語運動發源地所沒有的「新的庶民」,因而將國語從本來在文化話語權中被視為低俗的地位,轉化成一批「新的菁英」。

國推會在台灣建立時,面對的情況是非常困難的。除了台灣本地的「國語」基礎極為薄弱,不像中國大城市有一定的「官話」基礎以外,「國語」在此地還要面對另一個「國語」的競爭——即大量的日語識字人口。因此,國推會的任務不再只是面對文盲群眾的「推行」和「教導」,它本質上要進行的是一種語言換血的工作,如果不說是「清洗」的話。而另外一個困難的因素,在於資金和人手的嚴重不足。

所以為了解決人手問題,特別是通國語、具有注音符號教學能力的教師的人手問題,除了前述的基本班底和陸續招考的人員外,教育部也在1947年,依照方言區劃將全國分為五大區,並將台灣納入「閩台區」,命令改制自日本時代「台北帝國大學」的台灣大學文學院設立了二年制的「國語專修科」,負責這個區域的國語師資訓練。而這個專修科的設立,就近由台灣國推會的領導者魏建功協助規劃、聘用師資。同時,魏建功也協助了台大中文系師資的規劃和延聘,可以說是奠定「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中文學門高等教育體制的關鍵人物。一年後,由於「國語專修科」供膳宿、免學雜費的形式跟台大的行政機關多有扞格,於是將之轉移到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底下繼續辦,科主任則是另一位國語運動的重要人物何容。雖然「國語專修科」在師範學院僅多辦一屆就停辦,但這兩屆中畢業的學生有不少投入教職、媒體、學界,甚至成為國語運動主要的推動者和官僚。經歷這一段曲折後,國語運動在台灣的主要學術陣地,就正式進入「師大國文系」體制,而有別於傳統的「中文系」。至1950年,師範學院國文系國語科底下的教師,更擁有程發韌、梁容若、齊鐵恨、王玉川、王壽康、方師鐸、朱兆祥等長期在國語運動擔任要角的學者。

有趣的是,當時空轉換到戰後台灣之後,「國文」和「國語」兩個本來在中華民國早期水火不容的體系,全都整併在「國文系」這個學術建置底下了。從此國語運動在台灣的推展,雖然不能說是一帆風順(因為仍有許多資源短缺、政策不被採納的狀況,比如早期國推會希望以「恢復台語」為手段來幫助國語學習,後來就在政府意欲加強島內意識形態控制的背景下被廢止了),但至少是取得毫無疑問的大義名分了。這裏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和國語運動糾纏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們,那些「文」的繼承者們去了哪裡呢?

筆者認為,他們其實並沒有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和國語運動「結盟」了。國民黨政權為了法統和統治上的正當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描述成一個破壞傳統文化的政權,因而擔負了「中華文化復興」的角色。雖然「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正式被提出來的時間點要到1966年,但在這之前,將中共描述為破壞傳統文化的唯物主義者、將國民黨描述為傳統文化的繼承者,這個二元對立的形象建構是早就存在的了。在「中華文化復興基地」的前提下,國文和國語攜手合作,形成了新的文化階序和分工模式。一種新的論述產生了,這正是我們在近年「文言、白話之爭」常聽到的論述:「文言文是語文能力的基礎,好的文言文訓練能夠增進白話文寫作的能力。」此一「階序」或說「分工」的概念,在1945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國語運動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文言文不可能「願意」擔負提升白話文的任務,白話文也不可能「願意」被文言文提升。這一看似非常顧念傳統的說法,事實上是嶄新的發明。

當然,這樣的說法僅是筆者的推論,暫時難以找到堅實的史料支持。但從「語」和「文」的對立,來到「語」和「文」的統合,細細追索國語運動從中國轉移到台灣來的歷史,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可能的假設。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結構性的推移:民國初年的國語運動,我們看到的是代表傳統菁英的「文」的體系,和試圖培力庶民文化的「語」的體系互相對立(但事實上這些運動者也是菁英,是新型態的菁英),前者本來一直佔有優勢,直到後者得到了從傳統的「文」這一邊分裂出來的新文學運動的奧援。但這些事情畢竟都發生在一個相對同質,認同狀態和文化想像穩定的「中國」的邊界內,但當國語運動和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移到台灣來之後,事情就不一樣了。他們在這個充滿日語與台語的島上,成了重新拓荒的異質存在。面對頑強的他者,他們結盟了——或者至少說,是「國語」從屬到了「國文」的麾下,「語」仍然是被「文」所壓制者,但它最主要的敵人已經是其他的「語」了。國語跟著國文一起,形成了「新的菁英」定義的一部分,居高臨下地壓制著充滿了日殖遺毒和土氣方言的「新的庶民」。

這種「國語」從屬於「國文」的狀況,可以從一個地方看出來:比較早期的國語運動者,對於自己訓練出來的學生與「國文系」的學生,還是有明確的親疏之分,但形勢比人強,他們似乎沒有辦法再去建立一個「國語系」來分庭抗禮。比如方師鐸在《五十年中國國語運動史》「國語專修科的設立」一節的結尾就寫道:「在台灣一共辦理了兩屆二年制的國語專修科。這前後兩屆的國語專修科的畢業生,大部分都去作『能教國語』的國文教員;這也許就是『國語科』跟『國文系』不同的表現吧?」15很明顯地展現出了對「國文」體系的某種不滿,「能教國語」的是國語科,那「不能教國語」的自然是國文系了,兩者之間的界線是昭然若揭的。

總之,在具體的社會語言實作當中,台灣遂演變出一套新的語言和文字階序:國語>外省方言>本省方言>日語;而文字上則是文言文>白話文>本省方言文字。

如果這個假設是可行的,則許多台灣現在的文學或文化現象,或許就能得到解釋。比如「文」仍然具有無可挑戰的優位性,比如台灣通行的「國語」和「國文」,一直處在相對「文」的、「雅」的、抗拒生活化的俚俗語言的狀態裡,所以在教育體系上,一方面無法放棄文言文,一方面擇取的白話文章也以此為標準。而在最常見的關於「台語運動」的批評裡,反對者的直覺反應往往都是「台語無文」,即使它並非事實。這樣的回應是非常詭異的,一來是目前台語運動的許多思路和方法,與民國初年的國語運動論述並沒有多大的差異(即便是最被排斥的羅馬字,也是國語運動考慮過的選項,在某一段時間內甚至被認為是漢字的終極形式——如此一來,台語運動起不比國語運動更早達到了當初的理想?);二來是以「文」的有無去判定一個語言是否有成為官方語言或共同語言的正當性,這中間沒有任何必然性的邏輯關係,因為「文」是可以被發明的。想想讀音統一會爭著想當倉頡的那些人吧。但這一切,在「語」統合到「文」底下之後,讓「文」的優位性全面展開的前提下,全部都是可以理解的。

展讀國語運動的歷史,這群運動者確實有他們的理想,也非常頑強地克服了各種困頓往前走。因此也無怪乎在本土化運動出現以前,戰後大部分關於國語運動的論述,都帶有一種苦盡甘來的、泛著淚光的欣慰和驕傲氣味盤旋其中。從近年李鍌主持編著的《國語運動百年史略》,便可窺知這樣的心理狀態。某種程度上,國語運動確實可以說是「贏」了,這套語言、以及讀音統一會擬定出來的這套注音符號,終於還是成就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統一語言,雖然是一個縮小了的國家。但從它的精神內涵來看,我們幾乎也可以說,它其實「輸」得非常徹底。那個曾經站在庶民語言這一邊,希望將語言和知識的力量帶給更多人的理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壓制新的庶民語言,否定和當年的自身一樣困頓的它們;那個曾經勇於對抗傳統,在困厄的建制內尋找突破點,希望能讓整個國家向前邁步的朝氣也消失了,它們成為了新的傳統,運使著當年自身所對抗的修辭來壓制和當年的自身一樣處境的其他語言。

這或許才是最讓人不甘心的。

(本文刊於《秘密讀者(2015年10月):中文系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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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轉引自詹瑋《吳稚暉與國語運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71。 

  2. 同註1,頁72。 

  3. 張博宇主編,何容校訂《慶祝台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下)》(新竹:台灣省立新竹社會教育館,1989),頁938。此書編排時,並未附上作者姓名,但依據此篇文末「錄自史綱」的字樣,加上下一篇語氣相同的文字提到作者是黎錦熙本人,推斷應是黎錦熙著《國語運動史綱》。 

  4. 江蘇代表17人,浙江代表9人,直隸代表8人,其他省份都4人以下,甚至多有1人者。 

  5. 同註1,頁82。 

  6. 同註1,頁82。 

  7. 同註3,頁938。 

  8. 同註3,頁945。 

  9. 同註1,頁124。 

  10. 同註3,頁955。 

  11. 同註1,頁127。 

  12. 方師鐸《五十年中國國語運動史》(台北:國語日報出版社,1965),頁119。 

  13. 嚴格說起來,雖然名字類同,但這個機構曾經隸屬不同的主管機關,分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語推行委員會」、「台灣省政府國語推行委員會」、「臺灣省教育廳國語推行委員會」等稱呼,但功能與主事者均一脈相承,故下文一併簡稱「國推會」。 

  14. 程發軔主編《六十年來之國學(二)》(台北:正中書局,1972),頁537。 

  15. 同註12,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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